●对央行来说，抑制流动性泛滥不能仅冀望于加息和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的常规手段。在兼顾经济稳定、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等多重目标下，保持一个中性的货币政策尤为重要。如果利率、汇率、准备金等变量动了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或者动了这些手段又会产生诸多负面效果，那么还不如采取黄老之道，什么也别动。在部门利益博弈中，货币当局不要牺牲掉自己的独立性。目前，央行应当更加关注当前美元本位下的国家金融安全。

　　●在美元本位下，目前动用外汇储备来建立石油储备、黄金或者其他稀有金属储备，其实还是一个不需要那么着急加以讨论的问题，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时机做这件事情以及怎么做。

　　不久前，央行出其不意地宣布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继4月26日央行提高信贷利率0.27个点以来，央行二度出手收紧流动性。

　　回顾我们历次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总是将目光盯在过快增长的投资和信贷，但对于形成这一格局的机制却所知甚少，因而总是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境地。当我们把所有的举措纷纷指向“打捆贷款”、“银证合作”、房地产之时，回过头来一看却发现：贸易顺差的激增(前五月高达近500亿美元)，投资和信贷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前五月投资增速高达３０.３％，新增信贷完成了全年计划的近8成)，流动性泛滥，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大了(人民币汇率破8已成定局，而且是在近期美元短期强势，全球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形下)。

　　央行是继续收缩流动性还是保持中性货币政策

　　一时间，是否要继续升息、上调准备金率等说法四处泛起，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再次逼迫央行出招。对于一个需要同时兼顾汇率和利率的货币当局来说，货币政策从根本上讲谈不上多少独立性，却要独立地肩负起宏观调控的重任，的确是不公平的。每每面对经济内外失衡的困局，央行注定只能在收紧流动性(加息、提升准备金率)与人民币升值两种都很不理想的状态下进行艰难抉择。

　　事实上，央行的犹豫再三和出其不意，已经清楚地表明，一系列连续紧缩政策(连续加息)很可能难以持续，通过行政措施(信贷控制)或许在短期内能控制住过快的投资增长，但消费需求在短期内显然是无法形成内需替代，内需下降还可能会导致进口需求减速。在外部需求依然强劲的情形下，顺差增加可能会加速，此时内部失衡又会转化为外部失衡。也就是说，宏观调控只可能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强。事实上，我们已看到，2004年宏观调控以来的情形又出现了。当时，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00多亿美元一下子激增至2005年的1000多亿，而今年5月的贸易顺差再创新高，高达130亿美元。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随后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热钱以更快的速度流入，中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泛滥，货币市场利率低企，以及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也可能会急剧膨胀。中国的风险还在于金融压抑导致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资金基本上依赖于银行体系，而目前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又主要是抵押贷款，资产的快速升值意味着实体经济中信贷条件的事实上放松，实体经济中利率的事实上下降。这种情况累积至一定程度，即便是采取行政手段的信贷指导也未必能控制得住，经济中投资过热局面就可能形成，犹如当下情形那样。

　　面对目前这样的经济形势，许多经济学家们给出的建议往往是让人民币适度升值，所谓“适度”本身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汇率这个变量很大程度取决于预期。当汇率升幅不能满足多方国际投机资本的要求时，自我实现的预期必然使得更多的热钱涌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能会更大。如果人民币升值过猛过快，投机性资本将可能会赚得盆满钵溢，一旦这些投机性资本全身而退，留给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硬着陆和漫长而痛苦的通缩。

　　不要以为中国目前还存在资本项目管制的“防火墙”，事实上，当下借道经常项目或直接投资，购买人民币资产或者房地产投机的行为已非常专业化了，坦率地说，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几乎是很难设防的，特别是在房地产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