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大地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然要立足中国的国情，不过大家都不能否认，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发达国家和地区作为我们的参照系。不能被“开除球籍”的忧患意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壮志，都体现了这种“横向参照”的“坐标设置”。人家有的，我们是不是要有，就是最朴素的思维方式。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关心我国慈善事业的前景，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慈善事业常常是夺目的社会明珠。以美国为例，不要说实力雄厚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非常引人注目，就是哈佛、普林斯顿等著名大学，也都靠大学的基金会支持。 

    为什么讲慈善事业马上就说到基金会呢？这是因为在发达国家，相应的慈善基金会是慈善事业的主要运作方式。按照定义，慈善基金会是“将私人财富用于公共事业的合法社会组织”，主要资助教育、文化、科学、医学、公共卫生和其他社会福利。哈佛大学基金会现有大约50亿美元的储备，是世界各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学校基金会；普林斯顿大学基金会有差不多30亿美元，按在校学生人数计算是全美人均基金最高的著名学府，因为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袖珍型”的相当保守的“贵族学校”，连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这些热门学院专业都没有设置。顺便说说，人们也许难以想像，直到1969年，差不多已经有两个世纪校龄的普林斯顿大学，才开始招收第一个女生。 

    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之所以那么发达，对于社会发展能够发挥那么大的作用，首先当然离不开他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高水平。说到底，老百姓富了，才有可能捐献。但是据我观察，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之所以发达，社团精神、消费习俗和税收制度也是重要的原因。 
强烈的社团精神 

    美国的孩子，从小就受到学校荣誉感的强烈熏陶。差不多每个学校都有“逢典必出”的军乐仪仗，就是一个反映。校际体育比赛，胜了自然扬眉吐气，难免呼号庆祝，大吹大擂，输了失声抽泣，互相拥抱着拍背安慰，不仅学校师生十分投入，而且家长们常常也连带着置身其中。学生毕业以后，校友联络和校友活动不仅很有凝聚力，而且有业已形成的良好规范，鼓励毕业生报效母校。 

    许多大学的校友日，每五届校友组成一个大集团，由毕业年份逢五的那届校友做东。这样，学生毕业以后不久，就会面临奉献做东的锻炼机会。每年一度的大学校友日极富色彩。“皇家骑警”模式的仪仗还不过瘾，拿老虎做校征的学校会把活老虎牵进游行队伍里。校长照例走在队伍最前面，紧接着是健在的最早年级的校友，或老态龙钟地坐在老爷车上，或意气昂然地跨步向后辈挥手。每个年级都要从服饰、口号和歌唱等方面表现自己的特色。观看游行的在校生、家长、邻近居民和专程而来的游客，会对下次论到做东的年级呼喊：1995级，下次论到你！一方面本来有经济实力， 另一方面处于这样的荣誉氛围，1995级明年肯定不会丢人。 

    每次校友日，毕业25年的那届校友，不仅是校友聚会的大东家，更是学校发展史上的明星。整个学校和每个校友都盯着他们，看他们能够为母校做出什么贡献。的确，毕业25周年的时候，许多人已经在事业上进入了黄金时期，打下了丰厚坚实的基础。在普林斯顿大学， 我经历过1982、1983和1996三次校友日。在1983年校友日，大学有一座胡氏会所落成，捐资人就是1958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香港实业家胡应湘。在这年，胡先生只是众多高额捐款人之中的一位。和“一日为师，终生为师”的师恩浸润一样，荣誉熏陶有持续的道义力量。不久，当我在1991年第二次访问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胡先生捐资的大得多的化学大楼，又早已投入使用。时间走到1995年秋，胡应湘将再向普林斯顿大学基金会捐资一亿美元的消息，成了美国媒体的头版新闻。 

    的确，实业家作为基金会的中坚力量，是普遍规律。前面提到几个著名的基金会，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汽车大王福特等实业家，就是它们的创始人。 

        消费习俗和税收制度 

    消费习俗和税收制度，也是发达国家慈善事业兴旺的重要原因。说到消费习俗，虽然我们有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但是人们更欣赏欧美比较务实的心态。一方面，该花就花，并不那么“扣门”、那么寒酸，另一方面，绝少铺张浪费。这从宴会就可以看出来。在北美和欧洲，我也应邀参加过一些宴会，主宾之间有教授、校长、企业家和退休的前驻外大使。中国人爱讲“档次”。人的因素第一，说来这些宴会的档次也算不低了，但都是一人一盘，外加啤酒饮料和咖啡，从来没有我们国内“工作餐”以后常常大半剩下、杯盘狼籍的情形。雅致的环境、轻隐的音乐，那才是人们向往的社交环境。我们这许多“工作餐”如果“务实”一些，少讲一些其实很不增加愉快的排场，那么要是能够把省下来的钱捐做慈善事业，就会是很大的数字，更不用说那些燕翅黄金的宴会。 
向慈善机关捐款，可以抵扣个人收入所得税，也是发达国家慈善事业发达的一个原因。1981年我初到美国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工学院副院长、航空航天系广东籍的林寿海教授带我们去附近参观私立劳伦斯男子中学。这所中学有一座投资100万美元的计算中心， 冠以捐资人的名字。林教授说，捐资100万美元，实际上个人所得只减少30万美元， 因为那时候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最高一档的税率是70％。这100 万美元不捐作慈善，就要交纳70万美元个人所得税，自己口袋里只能保留30万美元。现在最高税率降低了不少，但是仍然是相当高的数字。 

    不过，关于个人所得税抵扣在美国慈善捐款中的作用，切忌作绝对的理解。上面我们固然说明了税率高的时候慈善捐款远不像捐款额度本身那样减低捐款人的个人消费水平，但是却不能因而就得出降低税率会导致慈善捐献下降的结论。首先，美国完备的财政统计数据提供了最雄辩的事实：降低最高税率并不导致慈善捐款下降。这从下面的表格可以得到清楚的反映。 

    美国历年慈善捐款总额和相应的税收抵扣总额（单位：10亿美元）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慈善捐款总额 43   49   55   59   63   69   73   84 
税收抵扣总额 24   26   31   33   38   42   48   54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慈善捐款总额 90   98   107  112  117 122 126 
税收抵扣总额 50   51   55    57   61 

    数据说明，美国慈善捐款的总额一直在稳定地上升。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表列数据期间，美国经历了两次可以说真正大刀阔斧的税率下降，一次是1981年将最高税率从70％下调到50％，另一次是在1986年将最高税率从50％进一步下调到28％。财政数据显示，就社会整体而言，人们并没有因为过去100万美元自己只能保有30万美元而现在100万美元自己可以保有72万美元，就减少慈善捐款。比较1986年度和1987年度的数据，虽然因为1986税收，税收抵扣从540亿美元下降到500亿美元 ，但是慈善捐款却仍然从840亿美元上升到900亿美元。 

    为什么税率下降了慈善捐款仍然上升？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艾文·拉布什卡指出，以1991年度的数据为例，慈善捐款总额1170亿美元当中，抵扣个人所得税的部分是610亿美元，另外560亿美元是不能抵扣的部分，这560 亿美元的慈善捐献不会受税率下调的影响。而在抵扣税收的610亿美元里面，家庭年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上的家庭的贡献只有280亿美元。大家知道，75000美元的年收入，在美国怎么也算不上是“富人”阶层。最高税率是富人面对的税率。抵扣税收的610 亿慈善捐款里面，大部分不是富人的贡献，因此税率降低本身不会对慈善捐献带来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税率降低会不会使富人的捐献下降呢？也不会。罗伯特·霍尔和艾文·拉布什卡指出，美国的富人是经济投资的主体。税率下降，每赚一块钱自己可以保有的部分大了，富人就更有积极性投资于经济发展。也就是说，税率下降使经济激励增强。蛋糕做得大了，比方说等于原来的两倍，那么大蛋糕的五分之一也比原来小蛋糕的四分之一来得大。所以，富人方面的慈善捐款也不会下降。1986税改以后，虽然税收抵扣从540亿美元下降到500亿美元，但是慈善捐款却仍然从840 亿美元上升到900亿美元，主要就是因为虽然富人享受的税收抵扣少了， 但是赚到的钱更多。作为慈善捐献的大蛋糕的五分之一固然比原来小蛋糕的四分之一来得大，但是自己保有的大蛋糕的五分之四，更比原来小蛋糕的四分之三大得多。这就是经济激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