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介和：我没必要上这个榜

       打造中产是更好的慈善

　　南都周刊：你最近一次捐款在什么时候？

　　严介和：我个人最近没有捐款，因为我不管具体事务，太平洋下面的子公司和孙公司有捐款。

　　南都周刊：你是去年胡润百富榜蹿升至第二位的黑马，但在今年的胡润慈善榜中却没有名字，为什么？

　　严介和：这两个榜我都不看重，因为都没有什么权威性。百富榜不准确，慈善榜也是如此。比如有的人做慈善搞得很大，但他不愿意留名，留名容易搞得麻烦，毕竟社会上各种心理都有。

　　以后太平洋基本上所有的榜都不会上。太平洋和我个人的社会责任都是很强的，但都没必要去上这个榜。太平洋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不需要打造什么美誉度。

　　南都周刊：去年有报道称你正考虑把太平洋系的75%股权陆续赠送给管理层，已经实施了吗？为什么这些不用来捐助慈善事业呢？

　　严介和：这个计划正在着手实施，我认为这是更好的慈善。

　　让中产阶层唱主角，这是我们国家的目标。只有中产阶级越来越多，社会贫穷阶层才会越来越少。我是直接扶持到有增长潜力的人，让他们有能力在将来回报社会，这种回报的面会更宽广，量更大，作用更明显。

　　直接捐赠的话，对整个社会而言，相当于杯水车薪，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培育中产阶层，是我的一个探索。

　　企业回报社会要量力而行

　　南都周刊：富人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严介和：真正的企业家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不能称其为企业家。

　　现在企业家、实业家和资本家通常统称为企业家，但真正以社会为本位的企业家不超过5%，35%是实业家，60%是资本家。企业家是围绕社会运转的，实业家是围绕企业运转的，资本家是围绕钞票运转的。资本家除了赚钱还是赚钱，赚钱的做，不赚钱的不做；赚大钱的先做，赚小钱的后做。他的思维就那么直白，除了钞票还是钞票。实业家有利于企业的才做。企业家是社会认可的事情才做，个人的效益和企业的效益建立在社会利益的基础上。

　　南都周刊：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担当了社会责任？

　　严介和：确实。中国的企业家都有爱国热情，当资本的积累完成后，他会做一些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不过，我认为民营企业回馈社会既要有感性，也要有理性，不能光有感性神往，而无理性的回归。回报社会与危难之中救人不同，应该力所能及，不能影响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南都周刊：有的民营企业担心捐赠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不去捐赠，你是否有这样的顾虑？

　　严介和：我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我们企业大了，找得到我的人很少，信息对称不上。公司规模大，法人治理比较完善，各种分支机构比较多，求助者直接跟我对接的比较少，一般下面的部门就处理妥当了。

　　中国社科院专家葛道顺：应该鼓励普遍捐赠

　　质疑富人捐赠是全球现象

　　南都周刊：胡润发布2006年中国慈善榜后，一方面网民和媒体在指责中国的富人“为富不仁”；另一方面却对排在第二位的杨澜的捐款数额表示怀疑，为什么会这样？

　　葛道顺：个人和企业的捐款的动机和目的是丰富多彩的，有完全纯公益的，就是为了行善。但客观上不排除有功利性质的，比如获得个人声誉和企业的美誉度，提高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增加品牌的社会认可等。每一个捐赠行为实际上就是这种他利和自利的不同组合，很容易引起质疑。对富人的捐款目的质疑在全球也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很正常。

　　南都周刊：但中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葛道顺：一方面，我们对慈善的定位出现一些问题，社会对慈善作用的预期太高了。慈善虽有“第三次”分配之称，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调整收入分配应该以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为主。

　　还有一个比较对象问题。媒体喜欢拿中国和美国相比，而不管中国和美国有没有可比性。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慈善机构掌握的财富相当于GDP的近10%。而我国的经济与社会运作方式与韩国、日本以及欧洲大陆国家相类似，捐款水平相差不大，我们发展慈善事业应该更多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

　　南都周刊：一些企业主也反映，他们怕被别人指责出风头，或者怕惹麻烦而不敢捐，或者偷偷地捐。

　　葛道顺：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个企业捐款见报后，两个月内别想得到安静。首先是工商税务回来查账，是不是偷税漏税了？然后是政府主管部门、各种慈善机构的劝募接踵而至，媒体、困难对象等也会随之而来。总之，捐一次款，麻烦事一大堆。

　　另外一个现实是，对企业财产的保护没有对公民和家庭财产的保护明确有力。企业财产的形成有一定的社会性，原始资源的获取和财富的分配等都不一定绝对公正的，甚至不一定绝对合法的，所以，公众眼里，一些民营企业的私有性并不是很纯粹，在这种情况下，把企业的财产拿出来“晾”，风险非常大，尤其是财产审查这关。

　　要倡导“众人拾柴”

　　南都周刊：在本次胡润排行榜中排在前十位的富豪，有八位是通过成立了自己的基金来运作善款的，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捐给国家的慈善机构？

　　葛道顺：捐款并不是捐出去就OK了，没有一个畅通的捐款机制，捐款者对捐赠过程和效果不能把握，看不到捐献的价值，或者捐献不方便，都会反过来影响并决定其是否捐献。

　　我国的慈善中介机构，大部分是官办的，发育程度不高，公信力不足，善款的筹集和执行职能合一，其善款的使用也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反馈，这些都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不少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在公众场合，很少感谢捐款者，一发言往往就是居高临下，抱怨公众和企业缺乏善心，或者指责国家的捐款免税政策。这样的一种形象，怎么能获得公众认可和信任，为其机构募集到资金？

　　南都周刊：无论是在日韩还是在美国，在慈善捐款上，普通人的捐助数额往往占很大比例，基本上都在70%以上，而我国普通人群的捐款在捐款总额中占的比例非常低。但北京一家媒体做的调查表面，中国普通人有回报社会意愿的达到90%以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

　　葛道顺：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有善心的，只是看有没有实现善心的条件。普通人的捐赠因素更多的是方便性。如果捐款数额不大，而又很麻烦，一般人的选择会是放弃捐款。

　　南都周刊：怎么摆脱这些困境？

　　葛道顺：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引导少数企业和个人的大额捐赠，而应该鼓励大多数人、大多数企业普遍捐赠，在保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鼓励企业适当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参与捐赠，形成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

　　方炎松(广东省慈善总会秘书长)

　　捐赠问题比较复杂，牵涉到很多方面。第一是国人包括企业的财富承受与西方有差距；第二我国慈善事业开展历史比较短，才10多年，机构运作还不像国外那样有法律规范，使捐赠者有疑虑；第三是我国整体上的慈善文化、理念不够发达，还没有形成比较大的慈善气氛，因此导致我国慈善捐赠的规模不大，数量比较少。

　　目前我国的慈善机构数量不多，民间捐赠不活跃，造成资源与需求极不成比例。我们慈善总会目前没有重大疾病的求助资金，但重大疾病需求很大。全国白血病的患者大约有380万，光干细胞的移植费用就达1万亿人民币，显然不是哪一个机构能够解决。

　　2004年，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向广东省慈善总会捐款的企业和个人可以获得税前全额扣除。除我们之外，全国另外有五家国家级的慈善机构有此权利。我们做过一些宣传，但力度还不太够。慈善榜的推出对国内的慈善事业会有推动作用。

　　我个人去年捐了好几次钱，有几千块，比如海啸、省里六七月份水灾等。

　　阿来(知名作家)：

　　我最近没有捐过款。一个人做慈善多是因为觉得社会和各方面帮助过他，怀着感恩之心，当有能力的时候就去帮助别人。这个前提是社会要对他有恩。

　　中国的商人可能有两类：一种是通过不太正常手段发财的，其财富不能见光；另一种是通过正常手段发财的，但越是通过正常手段，可能付出越艰辛。我自己曾经从事商业方面的工作，而且是帮国家做，当时感觉心力交瘁，没人来帮扶，越通过正当途径，越是这样。

　　慈善机构的管理也有问题。现在不管国有的还是民间的慈善机构都不够透明，监控不力。我本来想捐给看不起病的人，但钱最终去哪儿，我不知道。这样，谁还愿意捐？现在有余力的人很多，但连纳税人的钱流向都不可知，民间的机构大家更感到不可测和不可控。

　　潘苏静(广州全职太太)

　　我现在捐助了贵州凯里的两个孩子就学，每学期出两个孩子的学杂费，自己能够控制，知道钱到哪里去了。我对慈善机构的捐款没什么热情。国内的捐赠机制不够公开和透明，如果把钱捐给中华慈善总会，不知这钱到底去了哪里？用到哪里？合理与否？只知道捐钱的渠道，不知道运作的方式。

　　李新平(深圳某私营企业主)

　　我多是捐款给老家，比如去年、前年家乡修路和学校建楼，电话打来，我捐了几万。这只是力所能及。如果捐款跟税务挂钩最好，这样我宁愿多捐一点，用于慈善比单纯纳税更有意义。

　　禹剑(上海某咨询机构合伙人)

　　名人与社会责任没有百分百的关联。只要他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的财富，他爱怎么使用是他自己的权利，只要不违法就不能苛求。国家的责任创造一种捐赠的氛围，到时，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大家都会有动力去做。

　　我在今年三月份参加了一个小规模捐赠，是一个北大毕业支教的老师发起的，要募集3000元用于10多个学生的高考报名费和其间的生活费，每人限捐100块，此活动只在有限圈子内开放，第三天就募够所需资金。